如果沒有參與一項科學試驗，孫麗很可能早就患上了糖尿病。
那是1986年，這個黑龍江省大慶市的普通教師，剛剛生完孩子。她胃口好到每頓飯能吃七八個雞蛋，但也胖得“走走就喘、干不動活”。在一家媒體的報道裡，這個20多歲的母親“腿長才2尺9，腰圍卻有3尺1”。
一項名為“大慶糖尿病六年隨訪”的科學研究，改變了這個糖尿病高危人士的命運。時任中日友好醫院內分泌科主任的潘孝仁與時任大慶油田總醫院院長胡英華合作，對當地577位糖尿病高危人群進行生活方式持續6年的干預。研究結論顯示，只需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進行干預，就能有效預防糖尿病的發生。
“其實是很簡單的一件事，卻發現了全世界都不知道的大問題。”現任中日友好醫院內分泌專業首席專家李光偉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時至今日，這項科學研究仍然對試驗人群進行追蹤，再次印證了多年前的研究結論。
令人遺憾的是，這個轟動世界的“大慶研究”並沒有對糖尿病預防帶來改變。來自上海瑞金醫院和中國疾病控制中心的最新調查顯示，我國成人中糖尿病的患病率為11.6%，處於糠尿病前期的高危人群達到一半，這意味著每兩個成年人就有一個存在最終患上糖尿病的風險。
“糖尿病的出路不在治療，而在於預防。”同時擔任中華內分泌學會副主任委員的李光偉表示，“但我們現在對預防研究還不夠重視。”
對糖尿病高危人群進行生活方式的干預能減少發病率達30%~50%
當潘孝仁帶領20多位醫生來到大慶進行糖尿病篩查時，孫麗的血糖測量結果為糖尿病前期。這一狀況類似於交通信號燈的黃燈，是界於糖尿病患者和正常人之間的高危地帶。
孫麗等高危人群正是潘孝仁尋找的目標。對於患者人群占95%左右的Ⅱ型糖尿病，世界衛生組織稱為“技術和生活方式的產物”，患者不得不產生大量胰島素來應對一種“攝入了比以往更多的熱量、卻沒有很多身體需求的情況”。
一個經典的案例發生在瑙魯。在這個南太平洋島國，不起眼的鳥糞裡蘊藏著珍貴的磷酸鹽礦藏。當西方人前來開發礦藏時，垃圾食品和悠閒的生活方式也隨之而來。這裡很快成為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世界上糖尿病最流行的國家——有一半人患有糖尿病。
“雖然大家都知道糖尿病是生活方式病，但干預生活方式是否能預防糖尿病，誰也說不清楚。”李光偉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國際上做過研究，但是很粗糙，結論沒有被承認。”
剛從美國學習歸來的潘孝仁找到了胡英華，希望能夠驗證這一猜想。按照他的設想，在那個物資匮乏的年代，大慶已經出現了瑙魯的景象。在人們的記憶中，當時“肉、蛋、油都是油田成批發放，兩口子都在油田上班的，一年能分到兩頭豬”。當時參與研究的油田總醫院醫生王金平記得，大慶的街頭，早早地就出現了體重200多斤的大胖子。
對於糖尿病這種富貴病，許多人覺得陌生而又遙遠。根據一項上世紀80年代的數據，中國當時的糖尿病患病率只有0.67%。在如今每年12萬糖尿病門診量的中日友好醫院，當時每天只需要一個大夫出門診。
為了保證研究的科學性，潘孝仁帶領的團隊先是對當地的200多位醫生護士進行培訓，然後對11萬人進行篩查，選出577位處於糖尿病前期的危險人士作為跟蹤對象，把他們分為飲食干預、運動干預、飲食加運動干預和不接受干預的對照組進行實驗。
“改變生活方式太難了。”李光偉解釋，“一個大胖子，你讓他不吃飯，他肯定難受，不是他沒出息，而是低血糖真難受。”為此，潘孝仁設計出一個中等強度的干預方案。每個廠礦衛生所的廠醫作為監測員，負責20名左右被干預對象，在最開始的6個月裡，半個月見面一次，進行指導。
“能站著就別坐著，站著的時候顛一顛那也是運動；你今天吃了倆土豆，就別吃主食了。”監測員就是用這種方式，對被干預者進行科普的。
這群高危人群的配合，也大大超出了科學家的預料。孫麗開始去跳舞，起初由於太胖沒人邀請，她就“改跳男步，帶著別人跳”；她把早餐和晚餐都改為青粥小菜；如果遇到請客吃飯，她就“挑清淡點的涮著茶水吃”。
“也就難受最初那兩三個月，很快就習慣新的生活方式了。”她表示。
1992年，本來計劃8年結束的干預提前看到了效果：簡單的生活方式干預對於肥胖或不肥胖的高危人群， 都顯著減少糖尿病的發生率，其降低幅度達30%～50%。
“大慶研究”結束後，美國和芬蘭隨即進行了類似的研究，在不同的人群中證明了同樣的結論。“等於我們是一塊試驗田，在這裡成功了，其他國家就有把握在更大的范圍內推行。”另一位參與者、如今擔任中日友好醫院內分泌科主任的楊文英如此評價。
不僅要關注糖尿病人，還要注意排著隊等著變成糖尿病的人
雖然“大慶研究”因其開創性結論而國際聞名，甚至被引用超過3000次，但研究成果並沒有在實踐中得到廣泛應用。
作為臨床大夫，李光偉遇到過事業成功卻缺乏運動的企業家患者，也見過一天跑8個飯局、最終30歲就得了糖尿病的省委秘書。按照“大慶研究”的結論，這些悲劇大都可以避免。
以孫麗為例，經過6年的干預，她變成了“身段苗條的時尚女性”。據王金平介紹，雖然孫麗的直系親屬中有3人得了糖尿病，但她的血糖自從在干預期間恢復正常水平之後，一直保持到現在。
“家裡有相關病史的人一般會有胰島素缺乏的基因。但這些基因只是填充了炸藥，如果通過改變生活方式而保證不變胖，就等於不去點燃導火索，炸彈就不會爆炸。”李光偉解釋。
“但現在人們都不關心這個，都重視基因研究，認為我們這個水平不高，不科學。”過了一會兒，這個衛生部心血管病預防研究中心專家組成員又自嘲地說。
1986年，大慶研究啟動時只得到了衛生部5萬元的撥款，剩下的款項除了大慶支持的27萬元，還有5萬美元是靠世界衛生組織的貸款填補。與之相比，美國2002年啟動的相似研究，經費高達1.8億美元。
“干預結束後我們也一直想追蹤，但是沒有財力支持。”李光偉說。直到來自美國疾病控制中心的衛生經濟學者張平找到他，研究才在2006年得以重新啟動。據張平介紹，當時美國的研究因提前看到結論而結束了干預，如果想知道這種干預能否預防心腦血管疾病等並發症、能否延長壽命等，至少還需要10年的時間。他從美國疾病控制中心申請了一筆經費，和李光偉一起對大慶當初的被干預者進行再追蹤。
長達14年的暫停，讓再追蹤非常困難。依靠當年留下的地址和聯系電話，很難再找到那些人，有些地方甚至整個社區都被拆遷。有一次，聽說一個被干預對象曾在某個菜市場買過菜，李光偉就派醫生趕到菜市場蹲點。最終，除了死亡的人以外，這些人中只有一個沒有被找到。
2008年，隨訪研究的結果在國際權威醫學雜志《柳葉刀》發表。通過隨訪，科學家們不僅發現在停止干預之後，早年的生活方式干預依然有效，讓被干預的高危人群比不接受干預的人晚得病3.6年。而且發現，那些1986年還是糖尿病前期的人，在沒有干預的情況下，20年後有93%發展為糖尿病患者。
“以前我們認為糖尿病前期只有三分之一會發展成糖尿病，但是我們的研究證實如果不進行干預，在壽命足夠長的情況下，這些高危人群都會變成糖尿病。”李光偉解釋，“這個研究結果提醒大家，我們面臨著一個更大更嚴峻的挑戰，就是有一大群比糖尿病人還多的人群等著變成糖尿病人。”
雖然我國慢性病造成的經濟負擔占整個醫療負擔的69%，但其中只有0.5%花在了預防上
按照上海瑞金醫院和中國疾控中心的最新調查，我國3年來新增的糖尿病患者人數高達2160萬人，幾乎相當於澳大利亞全國的人口。
這項調查依據的是美國糖尿病學會2010年發布的標准。這項標准不僅調低了空腹血糖和口服葡萄糖（餐後）兩小時後的血糖診斷門檻，還添加了一項叫做“糖化血紅蛋白”的指標。
新的標准讓篩選病人的網格更細，也讓中國超過印度成為世界糖尿病患者第一大國。衛生系統的一位官員告訴記者，這個數字讓領導“面子上掛不住”，“加起來中國有60%的人都有病，哪有那麼誇張”。
而對於調查的主要參與者，上海瑞金醫院的副院長寧光來說這或許是目的之一。“我們的調查結論強化了這樣一個信號，如果再不采取措施遏制糖尿病的發展勢頭，未來糖尿病會在中國井噴式增長，這將給醫療體系乃至整個社會發展帶來巨大的沖擊。”寧光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
事實上，對於糖尿病的提前干預，相關部門也制定了政策。2009年發布的《國家基本公共衛生服務規范》就規定了Ⅱ型糖尿病的健康管理服務規范，其中建議對工作中發現的高危人群進行“有針對性的健康教育，建議其每年至少測量1次空腹血糖和1次餐後2小時血糖，並接受醫務人員的生活方式指導”。2012年發布的 《中國慢性病防治工作規劃（2012-2015年）》，也提出了對包括糖尿病在內的慢性病要“堅持預防為主、防治結合、重心下沉”。
但現實情況是，不僅僅沒有大規模的糖尿病篩查，連規定的面對面隨訪或生活方式指導，都因為基層醫護人員短缺而難以實現，“有些可能只是打電話，甚至電話也不打”。
“雖然我國慢性病造成的經濟負擔占整個醫療負擔的69%，但其中只有0.5%花在了預防上。”中國疾病控制中心慢性病防治與社區衛生處的施小明處長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
在張平看來，這並不是一種明智的選擇。當美國進行類似大慶的干預實驗時，張平為政府算了筆賬，如果對符合試驗標准的人群進行持續25年的干預，將節約57億美元的醫療投入。
張平還認為，“大慶研究”表明，糖尿病不同於其他疾病，預防的花費極低。在美國疾控中心，只是對建築稍加改造，把樓梯建在風景更好的地方，並擴成原來兩倍寬，就鼓勵了更多人放棄電梯，選擇爬樓梯。
在醫生王金平記憶裡，6年的干預結束後，她還能見到孫麗外出運動。對此，她解釋為聽了潘孝仁的講座，“知道糖尿病能導致失明、截肢，甚至要命，於是我非常害怕。 專家要我怎麼做，我就怎麼做”。
“跟我住一個樓的司機王叔，也是那一年查出糖尿病前期，可他還是喝酒吃肉，才一年就發展成糖尿病了，後來並發心梗去世了。”時至今日，孫麗想起來有點後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