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尿病患者在與時間賽跑

　　在接下來的兩年內，如何把首都建設得更加美好，是每個中國人都非常關心的話題。中共北京市委關於北京”十一五“規劃的建議鮮明地提出：要加快實施首都創新戰略，努力建設創新型城市。現在打開因特網，在百度上搜索”創新“和”金吾倫“這兩個關鍵詞時，屏幕上會有上萬條相關鏈接。金吾倫——北京創新研究院副院長，這位活躍在北京創新新聞中的人物，也是一位奮斗在科技學術前沿的糖友。先生個子不高，中等身

　　金材，眉宇間透著慈祥和善，談話時笑容可掬的樣子顯示出知識分子特有的儒雅。花白的頭發，配著居家的毛衣，寬厚仁和，謙虛平易，自有學者的風范。金先生今年正好70歲，說起糖尿病，他自認還是位新糖友，正在接受啟蒙教育。

　　嚴格管住嘴責任是動力

　　金先生是位非常有自控能力的人。自從2002年3月被確診糖尿病以來，他一直堅持嚴格控制飲食，每天的主食量絕不會超過5兩。但這一切在他得病前根本是無法想象的。當時他正承擔科技部的科技攻關課題，住在賓館。一桌人吃飯，年輕人一碗飯就夠了，可他必須吃兩碗，吃完還說才半飽。他愛人說：”現在我讓他多吃一口他都不干，他的嘴管得可緊了。“說到這，金先生有些羞澀地笑了。”我必須管好自己的嘴，男人必須要有毅力，因為男人的社會角色和責任不一樣，尤其是因為歷史的原因浪費過太多時間，我必須有健康的身體，才能完成更多的工作，才能給家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家。“管住嘴是糖尿病病人最難過的關，一天兩天容易，天天如此就很難，這靠的就是超強的毅力和做人的責任感。

　　”剛確診時，我連開會都不敢去，就怕飲食不好控制，現在通過學習，已經可以很好地自我管理。“金先生說，”遇到會議時，我會事先通知會務組，以便於他們按照糖尿病病人的飲食習慣為我准備飯萊。有時候如果無法避免在飯館吃飯，我也會盡量點些清淡少油的菜來吃。“因此，金先生雖然社會工作特別多，但他的血糖一直控制得非常好。

　　剛得病時，金先生因為心裡著急也走過一段彎路。當時因為情緒很消極，加上對糖尿病不了解，就更緊張，別人一說什麼好就馬上去試，什麼偏方都信。好在鄰居是位大夫，在他的指導幫助下，才真正理解到糖尿病是終身病，需要嚴格的自我管理。談到這些，金先生自信地說：”自從2004年開始使用胰島素到現在，因為合理地飲食控制和積極地運動，血糖控制很好。“

　　冤獄十一載活著是幸福金先生出生於1937年。1964年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畢業，考入中國科學院哲學所，讀於光遠先生的研究生，從事科技哲學的研究。可在那個大時代的背景下，作為知識分子的他，又怎麼能逃脫命運的折磨。研究生剛剛開始，就下放到農村四清。文化大革命不到一年，1967年的初夏，他被莫名其妙地打成”反革命分子“，關入秦城監獄，一關就是11年。

　　厄運突然降臨，一夜之間由學子淪為囚徒，由於角色的嚴重反差，心中的惶惑、震驚、怨憤可想而知。第一天關進監獄，冰冷半生的米飯倒進了積滿塵埃的碗裡，但為了生存那也得吃啊。金先生說：”在那裡，人的生活境界和人生欲望已經退縮到動物的境況。“在獄中，住可怕的單身牢房，不斷接受批評、教育和改造，還要忍受來自肉體的病痛。由於殘酷現實的打擊，入獄不久就染上了骨結核。拖了半年多，直到胸前長出一個碗口的腫塊，才送醫院動手術，割去胸骨的一段腐爛骨頭。金先生說：”姜昆的相聲《打針》中，患者對護士說：‘護士您那不是打針呀，您那是納鞋底子呢！’可護士給我打針，連褲子都不脫，整個一個扎飛標。“

　　1976年四人幫被打倒了，可他還被遺忘在鐵窗內，直到1979年，他的導師，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的於光遠派人四處打聽他的下落，專人負責歷時半年，才知道他還被關押在秦城監獄，這時他才得以重見陽光。回想到這些，金先生眼神深邃心情沉重：”社會因無序而停滯，歷史因顛倒而倒退！多少人無辜丟掉性命，又有多少人無端被毀掉一生！所以不論身陷何種境地，都要堅持活下去。哪怕就算病魔纏身，也要斗爭，活著就是勝利，才能再有機會；中刺一把。“經過11年冤獄折磨，金先生說：”我能活著出來就是萬幸！“